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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樟柯新作《二十四城记》在广州首映时，我受邀上台去讲了几句话。主持人并不知道，我对电影记录的420厂有些了解。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应该比电影中出现的新大门前的地方更宽阔。每到下班时间，大门一开，工人们潮水般地涌了出来，然后向四周散去。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一个封闭的东西，里面装满了活物，一旦打开来，就会有不可阻挡的阵势。
这个电影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，成都的往事潮水般地涌了出来。我就假装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，正在接受贾樟柯的采访，滔滔不绝地摆了起来，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连指手腕，提醒我注意时间。那么我现在接着摆。
后来贾樟柯对我说，你没有记错，成都修二环路的时候，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被占了。是不应该记错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还去那里搞过演讲。离开学校后，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一边给书商写点稿子，一边在城南开了一家干杂店。不远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大厂，不是420，但也有些类似。干杂店的隔壁，是一个茶铺。茶铺的顾客，多半是些青壮年，也就是那个大厂的年轻工人。
那时还没有出现优化组合、下岗再就业的概念，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些大型国企很不对头。当年热血沸腾地听我们演讲的工人，如今无所事事，每天去厂里报个到，就到茶铺里混上一整天。他们年纪轻轻，精力旺盛，却没有地方去消磨。可惜我当时没有明白这一点，为一点小事还惹恼了他们。这下可好，几乎所有的人一拥而上，把我暴打了一顿，小小的干杂店被砸得稀烂。
当时我异常愤怒，现在则是另外一种心情。我想，他们不砸我的店，也会去砸别人的店，总得有点什么事情给他们干吧。于是我又对茶铺的老板娘心怀感激了。那个老板娘，整天愁眉苦脸的。她的茶铺里，也有那么一两个廉价的小姐。她毫不掩饰地，对这些小姐充满了厌恶之情。然而，她不得不把茶铺后面的一张床一分为二，晚上自己睡，白天小姐睡。我想，要不是这些小姐消耗了那些青工的部分精力，我可能会被打得更惨。
又过了若干年，我是《南方周末》的一名记者，被派往西安去采访下岗工人。在那个城市，也有一些420这样的大厂。那时工人们不去砸人家的干杂店了，他们已经被时代淘汰，正忙着为人生寻找新的方向。我写的是一组报道中的一篇，发表在1999年的正月初四。那时报社刚受过批评，所以策划这个选题，要找一些逆境奋斗的故事，做它个正面报道。
我在西安采访了两位下岗女工。准确地说，另一位是曾经下岗的女工，现在是一家企业的老板。她在十年前离开了工厂，随后打过各种工，经历了种种艰难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。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身体强壮，思路清晰，口齿伶俐，长得也不错，是媒体报道中自强不息的典型。
我又采访了一位叫郭喜爱的下岗女工。做了半天说服工作，她才接受采访，但是一旦坐下来，就十分坦诚。当然，她一家三口所有的一切，都在那个15平方米的房子里，也不能不坦诚。她生活的简陋，让我感到惊讶。时间对于她来说像是凝固的一样，几十年如一日地贫穷，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，直到工厂不再要她。她几番努力，也没有找到新的固定工作。只好一边帮人带孩子，一边等待着再就业中心的消息。
她的脸上不像女企业家那样神采飞扬，但也没有更多的怨尤，有的只是一种坚韧，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，也就是当时的媒体狂批的“依赖心理”——这种心理在多年前被称赞为“钉子精神”，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、终身相许的心理。她才是大多数下岗工人中的一员。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，以为也有一辈子的高福利，一夜之间啥都没了，社会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。
我强烈地感觉到，如果媒体都来报道再就业成功的女企业家，对更多的下岗工人是不公平的，甚至是一种过度的苛求，对这个群体的状况描述也是不真实的。于是我选择了郭喜爱，写了一篇极短的报道，题为《简单生活》。文章的开头是：
已经四五年了，郭喜爱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甚至一双袜子。她目前还穿着８年前买的一条裤子。她用１元一袋的珍珠霜；１•２０元一斤的洗发膏，一斤可用数月；１０元５块的三笑牌香皂。
让领导有些失望的是，这组文章编好以后，色调颇为黯淡，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。今天看了《二十四城记》，我的心情也是如此。
有现场观众在博客中写道，长平讲到了历史的公平问题。没错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。那些把青春裹在蓝色的工装里，祭献给了伟大祖国的下岗工人，我们不能抛弃了他们之后，还要羞辱他们。否则，啥时候又换了一种玩法，我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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